从驾驶座这里，再也听不到年轻人的一点儿声音。本加特内尔推了一下位于驾驶员座位后面的一个小小的活门阀，拨开了一个插销，然后打开了方形的窥视孔。
这个孔可以用来跟等温的车厢中交流，它大约有一个十支装香烟盒那样大小：
如果说它能允许向后瞥去一眼，它的尺寸却实在太小，根本无法伸进去一只手。
行了，本加特内尔说，现在完了。等一等，鳗鱼说，你在干什么?不要犯傻，我求求你啦。够了，本加特内尔重复道。这一下，你总算可以给我闭嘴了。我可从来没有坏过你的事情，鳗鱼还在傻乎乎地求饶。放我出去吧。我不能，本加特内尔说，你会碍我手脚的。你有可能会碍我手脚的，这样你就碍我手脚了。快让我出来吧，鳗鱼还在求，不然的话，这事就露馅了，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我想不会的，本加特内尔说。你又没有合法的社会身份，你要明白。
人们什么都不会发现的。甚至都不可能引起警察的兴趣。没有一个人认识你，除了你的毒品贩子，而他是不会去警察那里打听你的下落的。
你难道还想让人们发现你已经不再存在了吗?谁又能注意到一个陌生者的缺场呢?
快闭上你的臭嘴，乖乖地呆在里头。一切将很快完事，只不过是来一点点热气和冷气。
别，别，鳗鱼说，千万别，请你不要再夸你的海口啦，求你啦。他还在尝试着说服本加特内尔，但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了。此外，他还在垂死挣扎，但已然心灰意懒，你的玩意儿，只不过是一个蹩脚的伎俩。在所有的电视剧里，他们就是这样杀人的，这实在没有一点儿新鲜货。你这话倒是不假，本加特内尔承认道，但是我倒愿意接受电视剧的影响。电视剧也跟别的一样是一门艺术。好了，好了，现在，你说够了吧。随后，他紧紧地封死了窥视孔，一旦他把马达启动起来，他也就同时发动了压缩机。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使一辆等温的汽车或者任何制冷器运作起来的热力学原理：在机器的内壁中，一种气体循环运动着，吸收并带走保存在内部的热量。靠着安置在驾驶舱上方的那个小马达，靠着使气体不停循环流动的压缩机，那种热气就转变成了冷气。此外，这种类型的车子还有两种温度档次可以选择：零上5摄氏度或零下18摄氏度。本加特内尔前天通过电话特意预定的，恰恰是这后一种温度档次。
古董的失窃显然标志着一次惨重的损失。去大北极区探险的预算耗费了Lee不少的资金，眼下却如竹篮打水，闹得个赤字连连。谁知屋漏偏遭连夜雨——恰逢生意淡季，艺术品的行情十分糟糕——画廊中什么都卖不出去，当然，债主们也偏偏选择了这段时期来提醒你他们的存在，艺术家也凑热闹似的来催要他们的尾款，银行家们也纷纷表白了他们的忧虑。随后，当夏季末来临时，如同往年这段时期里一样，各种各样的税款也纷至沓来地自我表现一番，税改的威胁，各种名头的杂捐，租约的更新，社团理事的挂号信。Lee开始觉得自己走投无路。
千头万绪，当务之急是必须报警，当然啦。盗窃一旦被证实，Lee就向第九区警察分局打了电话，不一会儿，一个神色疲倦的司法警察就来到画廊。来人证实了损失，记录下了案情报告，便问他的保险公司的名称。这个嘛，费雷说，这些物件还没来得及上保险。我正准备去办呢，可是……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警官粗野地打断了他，为他的粗心大意而大大地羞辱了他一番，并明确告示他，失踪物品的命运已经很难说得清楚，重新找回的希望看来微乎其微。这样的案子，他明明白白地说，很少有能够破获的，因为艺术品走私有一个高度严密组织的网络：即便期望最好的结果，这桩案子看来也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到底能干些什么，还得走着瞧呢，但是，这事儿前途渺茫。不过，我还是会给你派一个司法方面的专家来，警官最后说，看看他是不是能有所发现。在他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当然啦，你什么都不要碰。
几个小时之后，技术专家来了。他没有马上介绍自己，而是先在画廊中转了几圈，细细地欣赏着艺术品。这是一个小瘦个子的近视眼，头发金黄，又细又柔，总是一脸微笑，好像一点儿都不急于开始工作的样子。费雷一开头把他当作了一个可能的顾客——你对现代艺术感兴趣吗?——这时候，来人才亮出他的专业证件，公布了自己的身份——警官保尔叙潘，司法专家。这个职业，Lee说，应该蛮有意思吧。你知道，另一位说，我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员，离开了我的电子显微镜，我就什么都不太懂了。不过没错，对了，所有这些，很让我感兴趣。转到Lee的工作室中时，他打开了他的装备系统，一个装着传统零件的工具箱：照相机，盛有透明液体的小玻璃瓶，药粉和钳子，几双手套。Lee看着他工作，一直到另一位告退为止。他有些气馁，他必须很快恢复过来，他开始夸张地发热。
夏天缓慢地延续着，炎热把时间都染得黏糊糊的，仿佛它的流程被它升到高温中的分子摩擦刹止住了。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口都在度假，巴黎变得更加柔和，更加稀疏，但却并不更加容易透气，因为空气停滞不动，充满了有毒气体，就像是打烊之前的一家乌烟瘴气的酒吧。人们正利用都市中不那么拥挤的交通期，到处都在挖路维修：蒸汽锤的撞击，钻头的旋转，混凝土搅拌机的翻滚，新鲜沥青散发在雾蒙蒙的阳光中的臭味。所有这一切，Lee全都不怎么去注意——因为他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考虑，而且，他是乘坐出租车穿越巴黎的，从一家银行到另一家银行，劳而无功地磨破嘴皮向人借钱，甚至开始考虑以抵押画廊来筹款了。
正是由于这样，人们才会在上午十一点钟，在能把人烤出油的热天里，在九月4日街的人行道上看见他。
这条叫九月4日街的街道十分宽，也十分短，是金钱使得它的脉搏跳动起来的。
它的拿破仑第三时期风格的房子，几乎全都一模一样，开设着一家家国际性的或非国际性的银行，一家家保险公司，经纪业，临时工作介绍所，金融杂志编辑部，证券经纪人事务所，资产管理人办事处，共同财产管理人公司，房地产交易所，律师事务所，古钱币店铺，还有里昂信托银行被火烧毁的残骸。街角落的唯一一家餐厅店名叫做"投机"。但是，在这条街上，人们同样也能找到一家波兰航空公司的办事处，还有复印店，旅行社，美容店，一个美发理发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为纪念一位为法兰西而牺牲的内地军十九岁小战士而设立的纪念牌。
在九月4日街上，还有数千平方米整修一新的写字楼有待出租，有一些在电子仪器严密监视下的重新整修工程：人们腾空一些老房子，只保留那些房子的墙面、廊柱、女神像柱，以及悬在通车大门上的戴冠冕的头像。人们改造各楼层，按照行政法令，把它们改建成宽敞的房间，带有双层玻璃，景色尽收眼底，以便依然并始终在这里积攒越来越多的资本：如同在巴黎的夏季到处都能看到的那样，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忙忙碌碌地干着活，手中展开着图纸，嘴里咬着三明治，用步话机通话。两天里，这已经是Lee跑的第六家银行了，进来时满心希望能筹得一笔贷款，出门时仍是两手空空，随身所带的请求信上，早就沾满了他手中沁出的湿漉漉的汗印。
在这一次请求又遭碰壁之后，电梯的门在底层打开，亮出一个十分宽敞的大厅，空无一人，但却摆着许多长沙发和茶几桌。
Lee在穿越这一段空间时，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气立即回家，他更愿意在一个沙发上稍稍坐上一会儿。不知道他是疲倦厌烦、悲观失望还是勇气丧尽，从外表上看，人们怎么能看出他的实质呢?
比方说，在眼下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就凭他所穿的那一身衣服，就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袖子上的一点点灰尘，而懒得用手掸一掸，就凭他任由一绺头发披落下来挡住了眼睛，而不想把它捋上去，或者，尤其是，眼前明明有一个女人穿过大厅，他却丝毫没有半点反应。
鉴于这个女人美艳动人。这就更可以让人惊诧不已了。只要你对Lee有一丁点儿的了解，照着起码的逻辑，他本来是应该动心的。这是一个高个儿的女人，年轻而又苗条，有着雕像一般的曲线，双唇抹了口红，长长的眼睛上描了浅绿的眼影，头发鬈曲着，染成了古铜色。她脚登一双高跟皮鞋，身穿一套轻飘飘的黑色衣裙，脊背处凹得很低，肩膀处和腰身处点缀着一些亮闪闪的人字形的小玩意。trip118.com
当她经过他的身边时，若是换了任何一个别人，或者换了他自己在正常状态下，都会认为，这些衣服在那里只是为了脱了给他看，或者甚至扒了给他看。此外，她夹在胳膊底下的蓝色宗卷，她那杆若有所思地轻轻擦及嘴唇的钢笔，仿佛都是具有纯真形式的小道具，而她本人就像是某些电影中的一个女演员，正在表演开场戏，而在这样的戏里，人们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只等着场景开始热起来。
这样说来，她就是根本没有化什么装。Lee刚刚有一点时间注意到这一细节，尽管他并没有对此抱更多的兴趣，至少不比大厅的装饰抱更多的兴趣，他就感到浑身一阵虚弱，仿佛全身各部位突然之间缺了氧气。
一股五百公斤的重量似乎同时压到了他的肩头上、脑袋上和胸脯上。
一种酸溜溜的金属味和干辣辣的灰尘味涌上了他的口腔，充满了他的脑门、他的喉咙、他的脖颈，变成一种窒息人的混合体：奔腾的喷嚏，强烈的呃逆，深深的恶心。根本不可能作出任何的反应，他的手腕仿佛被手铐紧紧锁住，他的精神仿佛浸透了一种感觉，那便是窒息、极端的忧虑和死亡临头。胸膛传来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从喉咙一直钻到丹田，从肚脐一直钻到肩膀，穿越了他的左胳膊和左腿。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沙发上倒下，他看到地面飞快地朝他迎过来，尽管同时在减速。接下来，他一倒在地上后，马上就不再能动弹，随后，在失去了平衡的同时，也失去了知觉——到底昏迷了多长的时间，是不可能知道了，但在最初的一瞬间里，他肯定记起了德曼大夫曾经给他的警告，过冷过热的气温对冠状动脉很不好。
另外，他很快又恢复了知觉，尽管眼下他连一个字都说不了：现在，他的眼前不是一片黑暗，不是像关上电视机后的屏幕那样一团漆黑，不是的，他的视野继续存在着功能，就像一架摄影机，在它的操纵者突然死掉后，摔翻在地上，但仍然继续在拍摄着，它以固定的画面，记录着落到镜头中来的一切：墙壁和镶木地板的一角，一段没有框定的柱脚，一截子管道，机割地毯边缘上一段粘合的毛线。他想站起来，但挣扎中却更重地倒下。其他一些人跑了过来，不过好像没有穿蓝衣服的年轻女子，他感到有人朝他俯下身子，有人给他脱去外衣，有人把他仰面放平，有人去找电话，随后，救护人员坐着急救车迅速地赶到了。
救护人员是几个年轻小伙子，文静，强壮，令人放心，他们穿着海军蓝的工作服，皮带上装备有皮制的小器具和弹簧钩。他们轻手轻脚地把Lee抬上一个担架，又小心翼翼地把担架送人到车厢中。现在，Lee感到自己得到了保护。他没有想到这一次发作跟二月份的那次十分地相像，只是更难受一些，他还想在救护车中找一些什么话头来说，但别人很和蔼地示意他，在到达医院之前最好一直闭着嘴。他只得闭上了嘴。随后，他又昏厥了过去。
当他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他眼眶的，是他周围的一片白色，就如同当初在大浮冰上看到的那样。Lee躺在一张可调节高低的单人床上，床垫坚硬，裹得很紧，小小的房间里只有他这张床，除了白色，就只有远处的一点点翠绿，那是从窗户的方框框中映现出的一段树木。床单、盖被、房间的四壁，还有天空，都是一样的白色。唯一的绿点子，遥远的树，可能是种植在巴黎的三万五千棵梧桐树中的一棵，是七千棵椴树中的一棵，或者是一万三千五百棵栗树中的一棵。不过，这同样很可能是我们还能在最后的空地上遇到的那些树中的一棵，我们可能永远也记不得它叫什么树，或许它根本就连名称都没有，只不过是一株巨大的杂草，莫名其妙地抽薹的一朵野花。尽管它处在很遥远的地方，Lee依然试图把它认出来，但这一微弱的努力足以把他累垮，他又闭上了眼。
五分钟之后，或是第二天早上，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背景依然没有变，但Lee，这一次，克制住了自己，不再去打开树木的案卷。他实在很难证实，自己到底是在竭力地什么都不去想，还是根本就没有在想任何东西。当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并且分辨出，有一个的异物挂在他的鼻子上，并弄得他稍稍有些斜眼时，他真想伸出手去摸一摸，看看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他的右小臂根本就不听使唤。
原来，他的小臂被一根绷带绑定在了床帮子上，上面扎了一根很粗的输液用的针头，用一大块半透明的橡皮膏固定着。Lee开始明白到发生什么事了，他所证实的只是形式问题，用左手摸了摸之后，他弄清楚了，固定在他鼻孔下面的外物，原来是一根氧气管。就在这时候，门开了，门外是一个年轻女郎，穿得同样一身雪白，但是皮肤黝黑，她把脑袋伸进门来，然后转身向着一个应该是女护理之类的人，告诉她去通知萨拉大夫，43号醒了。
Lee又剩下独自一人，他努力地重新尝试着辨别远处的那棵树，但还是弄不清楚，不过，尽管他依然分辨不清，他却不再重新入睡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细细打量着背景，转过脑袋去观察放在他床前的各种器械，还有计算机和屏幕，它们应该反映出他心脏的状况：液晶显示的数字颤抖个不停，并且不断变化着，弯弯扭扭的曲线从左向右地移动着，总是周而复始，像是后浪推着前浪，彼此相似，但又相异。一个电话安放在他的床头，一个急救用氧气面罩挂在一个螺钉上。Lee耐心地忍受着痛苦，外面，日头已经西落。把他房间中的一片白色改变成灰蒙蒙的羊毛色，也把远处之树的颜色加深为铜绿色，然后又成为车厢绿。最后，门又打开了，这一次，进来的是萨拉大夫本人，他留着一把又浓又黑的大胡子，身穿一件酒瓶绿的工作服，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小帽子：
于是，时间停留在绿颜色中了。
萨拉一边检查着他的病人，一边告诉他说，他被送来医院急救后，他们不得不让他忍受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但都没能让他恢复知觉，现在，一切似乎都平稳地过渡了。可不是嘛，有人来给他换药换包扎的时候，床单掀走之后，Lee发现自己的整条左胳膊和左小腿，还有胸廓上都被彻底地重缝了一遍。
活儿干得很漂亮，确实是高手的手艺，这属于又长又细致的英国缝合，十分齐整，使人联想起一个带有文艺复兴式样花边的束带，或是一件低档时装的反面，或是一行文字。
很好，医生在检查之后简明地作了小结。恢复得不错，他一边翻阅着挂在床脚前的护理记录，一边补充道，这时候，护士正在给Lee穿一件用次氯酸钠液严格消毒过的睡衣。照萨拉看来，最好让病人在这急症监护病房中再住上三四天，然后再转到普通病房去。然后，若是一切正常，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可以出院了。
第二天上午，Lee的确感觉到体力更好了一些。他花了一段时间询问自己，在他周围的人中间，他到底可以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哪一位。看来最好还是不要通知陆倩倩，反正她已经有半年多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再说，她很可能对他的通知无动于衷。同样，他也不希望让他的家庭受惊担忧，无论如何，这个家在他看来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分散、十分遥远的群岛，正在被渐渐上涨的海水淹没。想来想去，说实在的，Lee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人了，最后，他还是决定在，当天下午至少要给画廊挂一个电话。尽管伊丽莎白已经迅速地习惯了他短暂的不辞而别，还会像往常那样天天开门营业，照应着画廊的业务，最好还是让她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但是，这事情不急。另外，最好还是把画廊关它几天，一直到他恢复健康，在眼下这个淡季里，这一下病倒说不定还不是什么坏事呢。明天再打这个电话吧。眼前，他什么都不想，只打算好好地睡上他一觉，谁知就这么巧，在这当儿，女护士通报说，有人来探望他。Lee机械反应似地试图从床上探起身子，但不行，还太虚弱，无法动弹。
于是，出现了一个年轻女郎，他认不出是谁，由于她跟那天在九月4日街的样子变了许多，所以他越发难认出她来：她现在穿着一身棕红色条纹的蓝色上装，一条开衩很高的深蓝色裙子，平底鞋。上衣的一条背带马上就要滑下来的样子。然而，她始终还是那么不施浓妆。在几秒钟的疑惑之后，他终于认出了她来，一时间里，Lee觉得自己就这样穿着睡衣着实很不雅观：他做了一个机械性的动作，拢了拢他肮脏的头发，在他人院时所接受的常规检查中，电子脑造影术的电导板把他的头发弄得一团糟，像是上了浆一般。
尽管这个年轻女郎的背带随时像要滑落下来，她裙子的开衩又是那么高，她的姿态确实让人想人非非，Lee从见到她的第一秒钟起，就感觉到在他们之间事情是不会成功的。他越是能够以他虚弱的身心，以他半睁的眼睛，细细打量那些女护士，思忖着她们的工作服底下穿着还是没有穿着别的织物，眼前的这一位就越是不能比一个望见会修女更自发地激发起他的激情——而这不施脂粉的做法，同样也具有某种宗教的性质。也许他从潜意识认中识到，她对于他实在过于高不可攀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她可不是那么对他的胃口。
她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五至十分钟，无论如何，她解释说，她是从急救人员那里得知医院地址的，她只是想来看看他好点了没有。这个嘛，很好，如你所见的这样，Lee说，他颇觉难堪，强作微笑，以一个泛泛的动作示意了一下氧气瓶和输液管。这之后，他们之间就不再说起什么太实质性的东西了，她的外表看起来不善言谈，一直呆在门口，仿佛时刻准备拔脚开溜。她离开之前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她以后还会再来看望他的。他答应了，但却有些违心：实际上，对这个姑娘，他才不怎么在乎呢，他实在看不出她来访的意义，他实在不太理解她对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在Lee还得留在监护病房的三天里，那个年轻女郎将天天都来看望他，总是在下午的同一时刻，每次都将不超过一刻钟时间。第一次，她将把那把笨重的、外表不太干净的、带有青灰色塑料皮带的扶手椅拉到床前，坐在那上面。然后，站起身来后，她将在始终框定着遥远之树的窗户前站上一小会儿——透过开启的窗子，从树上将传来一阵鸟儿的鸣啼，使得翠绿色闪闪地发光并悠悠地颤动。而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她将坐在床单上绣花绣得实在太密的床脚，她坐在那里的整段时间里，Lee那手脚仿佛卡住了一般将不再敢动弹，脚背拱成了一张弓，脚趾头蜷缩在绷得如同一面帐篷布似的床单下。
但是，第三天下午，在她离开之前，他将问她叫什么名字。埃莱娜。埃莱娜，好的。不错，是个漂亮名字。她在生活中是干什么的呢?她将迟疑一小会儿后再回答。
这时候，本加特内尔正试图把他的汽车停放在一家大饭店前面，饭店位于米米海滩的边上，在目前正常耕作期中被耕种的田地的边缘，在比利牛斯一大西洋省的西北部。旅馆的样子并不特别神奇，但是，在眼下的季节中，实在很难找到像样的地方，此外，这一家本身也客满了：它那宽敞的停车场泊满了外地牌照的车辆，幸亏本加特内尔提前预定了房间。
于是，他沿着停车场的小道缓缓地行驶，不时逢遇上穿着鲜艳的短衣裤的一对对，一家家，全都朝海滨浴场走去。太阳粘在景色之上，柏油烧软了，赤脚行走的孩子们蹦着脚跳跃而行。这个花园停车场的所有位子都占满了，没有一个是空的，一行行，一排排，都是如此，本加特内尔可能会怒气冲天，但是，他有的是时间，寻找一个车位反倒使得他能把这段时间填满。他小心在意地避免把他的车停在地面上画有轮椅符号的地方，那标志说明这是残疾人的专用车位。本加特内尔这样做，并不是说他的公民意识特别强，也不是说他对这部分人的命运特别敏感，不是的，在他的意识深处，模模糊糊地有一种担忧，生怕出于某种谁都说不清的轮回，由于某种谁也道不明的传染，他自己也会变成残疾人。
这个停车问题一旦解决，本加特内尔便把他的行李从菲亚特的车后箱中取出来，走向旅馆的入口。房子正面的墙壁看样子刚刚漆过不久，乳白色的星座图象悄悄地在它的一些角落中凸现出来，大堂中弥漫着一股石灰浆的气味，又涩呛又新鲜，使人想起变质发酸了的奶。在房子的四周，人们还能辨别出工程刚刚扫尾的某些痕迹，停车场边上的一些筐箱中堆满了塑料废料，粘连成板块的水泥乱七八糟地堆在一个死角中。脑门上同样盖满了红斑的前台接待，一面焦躁不安地挠着右肩膀，一面在登记簿上证实着本加特内尔的预订。
房间很阴暗，不怎么讨人喜欢，脆弱而又跷脚的家具一副仿制品的模样，好似戏剧舞台上的道具，床显现出一个弯曲成吊床样的床绷，紧闭着的窗帘的大小跟窗户的尺寸实在不相称。在一张坚硬而又令人丧气的长沙发上，一幅一塌糊涂的石印画表现的是某种类似百日草之类的东西，但是，本加特内尔的注意力没有在这些东西上停留：他随手把行李一放，便径直走向了电话，他摘下听筒，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可能占线，因为本加特内尔做了一个鬼脸，挂上了听筒，脱下外衣，绕着行李箱转了一圈，却没有打开它。
几分钟之后，当他走进卫生间去洗手时，水龙头的一开一关，使水流一冲一歇，竟引起整幢房子的水管子全都跟着发出地震般的冲撞声，然后，从卫生间出来时，本加特内尔差点儿在方砖地上滑了一跤。回到房间后，他拉开窗帘，站在窗前，看到这窗户朝向一个天井，一柱子昏暗的空气，一段直径很小、顶头上满是污垢、令人生厌的烟囱。太过分了，大汗淋漓的本加特内尔又拿起了电话，叫了前台接待，要求换房间。接待员一面挠着痒痒，一面告诉了他楼上唯一一个空房间的号码，但是，旅馆的服务人员分明显得是那么的无精打采，竟没有人过来帮他提行李，以至于他还得亲自把行李箱搬上楼去。在楼上，展现出的是同样的一幕，所有的方面全都一样：本加特内尔还想打电话，但那一头总是占线。他差一点再次发作起来，但他强压住气头，他打开了行李箱，把衣物放到黑咕隆咚的壁橱中和松木柜子里。随后，他打量了一番这个新房间，它简直就是第一个房间的可笑替身，好像就是长沙发上的石印画重印了一份似的：只不过这一次，图案上的藏红花赶走了百日草。如果说，它的窗户单调无聊地朝向着停车场的话，那么它至少还能让阳光洒进一些来，至少还能使本加特内尔从窗口一瞧就能瞧见他的那辆车子。
恰巧，我也是医生，埃莱娜稍晚些时候将回答说，不过，这么说并不确切。此外，现在不再是了，我是说，我现在不从医了。此外，她从来没有医治过任何人，她更喜欢基础研究，而不是重复的病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份遗产另加一笔生活费，使她得以在两年前最终放弃了医学研究。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硝石库医院，从事免疫学研究，我寻找抗体，我观察它们是不是存在，我计算它们的数量，我试图看清楚它们像什么，我分析它们的活性，你明白了吗?当然啦，反正，我觉得明白了，Lee迟迟疑疑地说。在本加特内尔换房间之后，按照萨拉大夫许下的承诺，两天之后，轮到Lee换房间了，他换到了两层楼底下。
它跟先前的那间病房相当相像，但是，比以前大了一倍半，因为放了三张床。房间里摆放的医疗器械少多了，墙壁是一种很浅的黄颜色，窗户不再开向任何一棵树，却朝向一栋平凡的砖楼。Lee的邻床，左边那位是个健壮如牛的阿里地区人，外表看来十分健康，Lee后来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有什么病，竟会住在这里，他的右边是一个略微羸弱的布列塔尼人，很像是患远视症的原子学家，总是俯身读着一本画报，为心律不齐而痛苦不堪。不常有人来看望他们，心律不齐者的母亲来过两回(听不见他们咬着耳根的窃窃私语，没有截获任何情报)，阿里地区人的兄弟来过一次(扯着大嗓门评论一场异乎寻常的比赛，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情报)。其余时间里，Lee与他们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将局限于电视节目的选择和音量大小的控制上，讨价还价。
埃莱娜每天都过来看他，Lee一如既往地不显现出待她特别热情的样子，当她推开病房的门时，他绝不表现出一丝丝的幸福感来。并不是因为他对她心存芥蒂，一点儿都没有，却是因为他心不在焉。同一病房的邻床则相反，从年轻女郎初一露面起，他们就显得很亢奋。随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一次都垂涎三尺地盯着她看，各自以各自的方式——阿里地方人们的直面不讳，直目而视，莫尔比昂地方人们的侧目影射，斜眼而瞥。但是，他的邻床们的贪婪却并不模拟性地落到他的头上，要说这也是常有的事--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你原先并不对一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渴望，但第二个人替代你去渴望他后，反而给你以想法甚至准许甚至命令去渴望第一个人，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是会发生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里却不，这种事情在此看不到。
同时，这相当方便，有个人愿意关心你，这就可以购些货了，这就自动地给你带来了日常的话题，你随后可以跟布列塔尼人再回顾它一遍。要是鲜花也被允许带入医院的话，也许她也会带一些鲜花来的。
每一次来访时，埃莱娜都要打听Lee的身体状况，用一种专业的眼光来检查悬挂在床架子上的曲线与图表，但是，他们谈话的范围却不会超越这一诊疗学的界线。
然而，除了她以往的职业活动外，她嘴里从来没有吐露有关她过去的只字片语。
上文提到的遗产和生活费，在传记层面上具有潜在丰富意义的关键之点，也成了绝不展开的话题。
从Lee这方面来说，他也从来没有想起来讲述一下自己的生活，反正他觉得，在眼下这一时期中，以前的生活实在是不那么讲得出口，不那么令人羡慕。
最初的日子里，埃莱娜是每天都来，仿佛这就是她的职业，仿佛她负有一种自愿拜访者的使命，当后来Lee开始自询她到底想做什么的时候，他显然是不敢问她的。她是不偏不倚的中性，几乎有些冷冰冰，尽管她看来完全就在你的手边，却叫你感到无从下手。更何况，唾手可得的可能性还不是一切，它不一定就刺激起欲望来。无论如何，疲倦不堪的Lee畏惧的尤其是他的破产，他害怕的不是医生而是银行家，心中每时每刻地忐忑不安，哪还顾得上谈情说爱。当然，他也不是有目无珠，当然，他看得清清楚楚，埃莱娜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他总是隔着一层耐诱惑和冲动的玻璃镜来看她。那只是一些稍稍有些抽象的或十分具体的交流，它没有给情感留位置，它锁住了感情的阀门。这未免有些令人扫兴，但同时却相当能令人心安。很快地，她或许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因为她减少了她的来访，两天或三天才过来一趟。
但是，三星期之后，当Lee像预料的那样该出院时，埃莱娜对他提出，由她来照应他回家。那是一个星期二，近晌午时分，Lee有些虚弱，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走路时两腿直哆嗦。她出现了，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
而他，实在不可救药，尽管有埃莱娜安安静静地陪他坐在后排座位上，瞧，他就已经透过出租车的窗玻璃，开始打量起人行道上的姑娘们了，一直到她把他带回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带回到他的家门口，埃莱娜没有进门。但是，请她吃一顿饭，难道不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第二天，或者再晚一天，这个星期里，我不知道，我，我似乎觉得是请了。Lee约定了时间。
那么，说好了，明天，这件事最好尽快确定，然后，他们就该寻思一下，看看在哪一家餐馆见面合适：经过一阵子犹豫，Lee向她建议了一家刚刚开张的，就在卢浮街上，紧挨着圣日尔曼教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她熟悉的。那么就说定了?明天晚上见!
但是首先，从第二天一早起，Lee恢复了工作。伊丽莎白早在前两天就重新开了画廊的门，把他住院期间发生的不多的几件事一一告诉了他：没多少新作品来，也没多少信件，没有一句电话留言，毫无一纸半页电传，绝无电子邮件。淡季中正常的死水微澜。还不见那些收藏家常客有所活动，看来所有人都还在度假，只有雷巴拉刚刚来过电话，预报了他的来访，瞧，正说着他，他就来了，玻璃门打开了，雷巴拉来到了眼前，像往常一样，他穿着海军蓝的法兰绒套装，衬衫上绣着小小的姓氏首写字母。有好一阵子没见他的面了。
他来到了，一边跟人握手，一边大声嚷嚷，说他年初买下马尔提诺夫的作品后感觉是如何如何好，你还记得吧，年轻的高个子马尔提诺夫。当然记得，Lee说。
他们多多少少全都还年轻。此后，你是不是还有他的新作品?那商人心里忧虑不安。当然有啦，Lee说，一些小作品，但我还来不及把它们都挂出来，不是吗，我刚刚重新开门。在我这里的绝大多数作品，你都已经看了。不过我还想再瞧上一眼，雷巴拉声称道。说完就在画廊里转悠起来，满脸疑惑的神情，把他的眼镜在鼻梁上移来移去，或者咬着眼镜腿，匆匆地在大多数作品跟前走过，最后停步于一幅油画前，这是一幅画在布上的150厘米×200厘米的油画，表现一个群殴的场面，夏初时就挂在一个带有倒刺的大铁框中。在二十秒钟的打量之后，Lee走到他身边。我想这一幅很对你胃口，他说。很有些意思，嗯?
这个，或许是吧，雷巴拉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我想我很喜欢把它挂在我家里。
显而易见，这有些太大了，但尤其让我别扭的，是那框架。难道不能换一个框子吗?请稍等一会儿，Lee说，你已经看到了，这画面毕竟不免有些暴烈，想必你也认为，它未免有些粗野了。这个框架，艺术家恰恰是特地为此而定做的，不是吗，因为这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这完全属于作品的一部分。假如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明白了，收藏家说。很显然，Lee说，另外，它也并不贵。我要考虑一下，雷巴拉说，我要跟我妻子商量一下。这也是因为主题，你知道，这主题多少有些敏感。因为这毕竟有那些一点点，我不愿意它惹出什么来。我完全明白，Lee说，好好考虑吧。把这些都对她说一说。
雷巴拉离开之后，一直到关门之前，就再没有别人推开过画廊的门，自从伊丽莎白来做事后，画廊的关门时间提前了。再晚一会儿，Lee就该在说定的那家餐馆里再见到埃莱娜了，遮光的宽敞餐厅中散布着小小的圆桌，上面铺着白布，桌上的铜灯透着亲切感，一个个花束扎得甚是考究，满是异国情调的年轻侍者提供着周到而充满柔情的服务。
在这里，Lee常常遇到一些稍稍有些认识的人，却不一定跟他们打招呼，但他却总是跟那些异国味道十足的侍者打得火热，并乐此不疲。
今天晚上，他最好克制一点自己这方面的毛病，省得惹来埃莱娜的烦恼，她还是那么不善辞令，今天穿了浅灰色带细白条纹的套服裙。如果说这一身穿着，可惜啊，并不那么袒胸露肩的话，Lee倒是注意到，在这年轻女郎的脖子上，由一条细细的白金项链串着，挂着一个弓箭形的坠子，箭头十分明显地直指她的胸脯，这吸引着人的注意力，这维系着你的警觉性。
不知是生性天真，还是手段高强，埃莱娜始终很少开口，但她至少还善于听人说话，并以一两个珍贵的单音节词激励她的对话者，十分适时地提出恰到好处的小问题以避免过长的沉默。Lee的目光定时地落到她胸前的弓箭上，想使自己的精神振作一下，但却不能确保成功，就像当她来医院看望他时那样，让他心中诞生出并坚持住一些贪欲来——对这个，反而解释不好，当时在场的人可以证明，埃莱娜是一个很能叫人想人非非的女人——于是，Lee谈着他的职业，以确保谈话的基本点：艺术品市场(现在这个时期十分平静)，当今的艺术倾向(这稍稍有些复杂，十分微妙，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直上溯到杜尚)，眼下的艺术争论(埃莱娜，你可以想象，艺术与金钱一旦发生接触，必定会剧烈碰撞)，收藏家(越来越彼此生疑，这一点我心中是再清楚不过了)，艺术家(越来越相互不明白，这一点我可是十分理解的)，模特儿(古典主义上的已经再也没有了，这个，我倒是觉得完全正常)。为了避免让自己出丑，他强忍住没有讲述他在大北方的旅行，以及随后发生的那些糟糕事。但是，尽管他的话是那么的皮毛肤浅，而且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并深入了，它们看起来还是没有让埃莱娜厌烦，Lee按照自己的习惯，建议在晚餐后再去喝它最后的一杯。
然而，常常是在这些条件下——从餐馆出来，喝最后的一杯——一个男人用心亲吻一个女人的，当然他得小心在意事先不要吃蒜和红叶卷心菜，不要喝太多的酒。这是风尚所使，这完全可行，但是眼下，却依然没有如此的条件。
始终无法知道，到底是Lee过于腼腆，还是他担心被拒绝，或者他仅仅只想走到这一步为止。
并不排除，在转变成心脏病学家之前曾先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德曼大夫会对他说，并不排除，心肌梗塞以及随后的住院治疗会在你身上导致一种一时性的自恋倾向，不过并不立即带来根本上的心理断裂，我向你保证，但却会潜在地产生一些小小的抑制。自恋倾向个狗屁，Lee会回答他，眼下，他面对着拥抱竟然溜之大吉，不过他还是邀请埃莱娜哪天有空到他画廊来转转，既然这一切使她感兴趣。她来画廊转悠的那一天，天下着雨，那是将近傍晚时分，她穿的既不是油蓝色的或浅灰色的套服裙，也不是领口开得很低的套装，而是一件白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牛仔裤，外面披着一件过于肥大的雨衣。他们谈了五分钟，始终不太自在的Lee为她讲解了几幅作品(布克勒的一幅小画，埃斯特雷拉的四堆玩意)，然后就让她一个人在画廊中独自转悠。她没有理会马尔提诺夫的小型画作，却花了不少时间欣赏玛丽一尼科尔基马尔的照片，把两根手指头放在安置在画廊尽头里的舒沃兹的一个风箱装置上，然后，在表现群殴场面的绘画前，只是稍稍减慢了步子而已。费雷一面用眼睛的余光跟着她，一面趴在办公桌上，假装和伊丽莎白一起查看着即将举办展览的马尔提诺夫展品目录的装帧版式。这时候，斯蓬提尼不知道从地方突然冒了出来。啊，费雷欢快地说，是你呀，斯蓬提尼。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在画廊尽头的埃莱娜总算听明白了，那个叫斯蓬提尼的人不是来介绍自己作品的，也不是风吹来的或者来吹风的，而是来抱怨的。契约一词从口中说出。条款一词被提及。百分比被争论。埃莱娜站得太远，无法从头到尾听全对话，突然，她显得对挂在办公桌后的布克勒的最近作品特别感兴趣。你要明白，我，Lee说，我对我的工作有了某种想法，我认为它值作品的百分之五十。假如现在，你，你认为它只值比方说百分之四十，那我们可就再也谈不拢了。我觉得这样太高了些，斯蓬提尼说，我觉得它太巨大了。确实，我觉得它太巨大了。超出了比例。
直率地说，我可不知道我是否还会更好地对待阿比波尔，他可是只等着我呢，阿比波尔，我前天还在卡斯塔尼埃作品展的开幕式上看见过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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